2000年以前的王沪宁

提起王沪宁的名字，中国的学术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实不仅是学术界，在中国的大中专学校里，王沪宁也几乎是一个人人皆知的著名学者，他的政治学专著成为本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其他专业学生极感兴趣的选修书目。

大约是从8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许多大专院校开设或恢复了政治学专业。政治学在我国可以说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政治学的开设和恢复表明了我国学术界的健全和加强，更表明了我国政治制度逐步走向了科学化、制度化、民主化。

王沪宁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代政治学研究生。进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之前，他是我国的著名学府复旦大学的青年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学者。

王沪宁有许多专著、译著，同时还主编了一系列政治学丛书，可以说，政治学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有王沪宁很大一部分的功绩。

很多学生、学者对王沪宁的治学精神和才华充满敬佩，甚至认为从80年代开始他就在“政治学、国际关系领域独领风骚”，这种评价虽然有情绪倾向在内，但却说明了一个事实：王沪宁在政治学界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成熟起来的政治学领域，无法回避“王沪宁”这个名字。

说真的，王沪宁在政治学方面渊博的知识是大家公认的，他的政治理想也符合我国的社会发展需要，也正因此，他才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1995年之后，王沪宁被调离他生活、学习、执教了十几年的上海复旦大学，进入我国的政治中心北京，成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开始是政治组组长）。

学者从政，而且是如此知名的青年学者从政，在我国学术界、政界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01 本想“躲进小楼成一统”

学者大抵都是只想专心治学、成为有所建树的人，对于参与政治一般都缺乏兴趣或信心，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普遍心态。

时代发展到今天，传统的观念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学以致用，经邦安国，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但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也还都需要一定的过程。

王沪宁当年作为复旦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在学术界初露头角之时，就有人预言政治学将来可能在中国大有用途，甚至有人干脆就说：王沪宁等人将是中央决策层需要的人才。预言虽然大胆，却并非信口开河。

但是，生性内向的王沪宁却很少想到从政这一条路。这倒不是说他不希望学有所用，而是指学有所用的方式不同，或者干脆说，“手段不同，目的一样”。

王沪宁在80年代末曾经给自己编过一本集子，收集了他搞政治学以来的一些颇有份量的文章。在序言中他这样写道:“我给自己设计了一种生活，清心寡欲，不图虚名，学以至上，追求真理。”这一信条甚至使王沪宁直到今天，依然恪守自己的人生规则。

虽然王沪宁给自己制定了“清心寡欲”的生活、治学原则，但他毕竟与鲁迅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心态有所不同。如果说在王沪宁上海的寓所中也挂着一幅这样的对联的话，这“成一统”是指学术观点上的“一统”，而非对社会漠不关心。

说起这点，倒有一些原因。

政治学在我国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一派喧闹，似乎都不知如何抓住这“冰冻”过后的大好时机似的，各种学说、流派纷纷出笼，有国学的、有国学翻新的，更多的则是对国外学术的介绍、翻译，一时间，良莠混杂，鱼目混珠，让人眼花缭乱。

在这种大背景中，有的学者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沉下心来，仔细分辨和吸收精华，以充实和提高自己。有的学者则脑门发热，想一下子成为大师，于是盲目地建构新理论、新学科，甚至不惜为此哗众取宠，制造新闻效应，结果当然是落得个一场空。王沪宁是属于头脑清醒、潜心治学的一类，他虽然选择了最为看好的政治学专业，但他则一直认为自己搞的是“政治哲学”，多一个“哲”字，意义却大不相同，至少从治学态度上，可以看出王沪宁的追求。

由于80年代初，理论界的人文景观是热闹、喧闹加混乱，故而评价标准也没有一个科学的界定。像王沪宁这样才华出众、备受关注的年轻人，当然就成为议论的中心。

王沪宁是一个勤奋刻苦的学者，他一边撰文，一边翻译一些国外学术前沿及基础理论方面的经典之作，一时间，我们可以在几乎所有的一流学术刊物上，看到王沪宁的名字，王沪宁也就是在那时，被称为“在政治学界独领风骚的人”。

“人怕出名”。王沪宁少年才俊，当然就会遭到许多人的非议。由于政治学理论的综合性、复杂性，许多人一时间不知如何阅读，更不知如何从中把握精要。于是，就有人说王沪宁的政治学文章“浅白”、“无知”、“通篇是废话”。王沪宁曾经写过对马克思主义加深挖掘的文章，有人便批评他“搞左派”，“复辟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他“生搬硬套马列原文”。

为了全方位介绍西方最新的学术成果，做到“心中有数”，王沪宁译介了大量的西方政治学经典，并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写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文章。可以说，王沪宁在那一时期所做的贡献，对我国学术界，对我国的政治理念，对我国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都起到了不少的启发、推动作用。

但是，也正因此，一些还不习惯于接受政治学理论的人便又开始吹毛求疵，说王沪宁是个“新右派”，喜欢“标新立异”，专搞一些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王沪宁一度心灰意冷，在1988年的夏天，他一个人躲在寓所里翻译本有关“比较现代化”方面的政治学专著，但他决定：一个人埋着头写，不与外界再有任何牵连，哪怕这两本书不出，他也不以为意。

在此之前，一直充满学术激情的王沪宁已是华章满天飞，《社会科学战线》、《国外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等刊物成为他论文、译文的发表基地，而一些直接触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炮弹文章则直接发表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等报上。

也就是在那时，王沪宁的一些颇有影响的专著文章，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前景》、《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初级阶段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发展观》、《论民主政治建设》、《推进政府功能的国际化》《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文体性》、《论政治透明度》、《当代美国民主共和制比较研究》、《当代西方政党的组织结构比较》、《当代政治学分析》、《国家主权》等等，近百篇文章无一不触及到我国目前存在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所以，仅仅从标题上看，就容易让人知道这是一些“禁区”内的文章，也因此，王沪宁被有些人一会儿划为“右派”，一会儿划为“左派”，一会儿说他“保守”，一会儿说他“前卫”。

王沪宁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他通过自己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已经为自己的政治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执教之后更是学、教、研相结合，使自己的学术更趋成熟，从而，也使中国的政治学趋向成熟。

王沪宁从1988年之所以有些“沉寂”下来，是因为他既厌恶一些不负责任的横加指责、说三道四，又想回归自己的理念追求——政治哲学，哲学有时可以只需面对自己，躲开喧闹的学术前台，而把最厚重的思想积淀下来以支撑前台一些有追求的理论、观点。

当然，这一切只是王沪宁个人的“文人情结”，作为一个已经“理论介入”的政治学家，在一个越来越趋向于开放和民主的国度里，他想做一个“半隐士”是不可能的，何况，早在80年代初，王沪宁出色的政治学理论已经引起了我国有关高层领导人的注意。

02 无意去做外交官

王沪宁1955年10月6日生于上海，籍贯山东掖县。他刚上中学的那几年，正赶上特殊的年代。在这种情况下，从小就爱学习的王沪宁感到一片茫然。

他是一个性格十分内向的人，哪怕是对自己的父母也从不吐露心事。学校罢课后，他就一个人躲在家里看书，从不参加其他活动。也就是在那时，小小年纪的他开始第一次思考：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什么要这样？而什么样的制度才是理想的？虽然那时候，这些想法还都很模糊，很表面，但他的思考已经表现出了日后的哲学倾向和政治倾向。

1971年，王沪宁初中毕业。当时，拿着那张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初中毕业证，王沪宁把自己关在家里待了好久。上大学，做学问，一直是少年王沪宁的理想和人生目标，如今，这一切都成为泡影，将来如何仍然是不可知的东西，这让从小就充满理想主义的王沪宁怎能不痛苦呢？

好在王沪宁由于体弱多病躲过了上山下乡的浪潮，留在家里可以继续自学。那时候，由于破四旧，可供阅读的书很有限，但王沪宁抓到什么读什么，一副如饥似渴的样子。

现在回想起来，王沪宁仍对那段时光充满眷恋。他对身边的同事说：“那时候虽然没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书好读，但对我个人却形成了两大优点，一是我学会了思考，可以把一些最普遍的事情条理化分析，问几个为什么；二是让自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觉得读书对我来说是最快乐的事。”

由于好学，做人又谨慎，王沪宁在1974年夏天做了不到三年的学徒工之后，被作为“工农兵学员”推荐到华东师范大学西语系学习法语，好学的王沪宁终于在19岁的美好年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走进了大学校院。

华东师大西语系有一个雅号叫“大使培训班”，言下之意是出过许多大使，同时，这个系也有意为国家的外交战线培养一批优秀的人才。

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能进这所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大都有一些背景，有些是根正苗红的高干子弟，有些是书香出身又“忠于革命”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当时，与王沪宁同学的陈毅同志的女儿陈姗姗，后来被派往英国深造，从此走上外交官的生涯。

王沪宁的英语很好，法语就更棒了。本来，按正常情况，王沪宁是可以走上一条外交官生活道路的，但是，一个新颖的理想在引导着他，使他在毕业时毅然选择了另外的道路。

王沪宁通过三年的法语专业的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那年，正赶上我国恢复高考和逐步恢复研究生制度，学者气质的王沪宁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学术。有意思的是，一向温文儒雅的王沪宁选择的专业并非哲学，而是当时刚恢复的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他的导师则是有名的研究《资本论》的权威陈其人老先生。 

03 大胆而有度的理论先锋

王沪宁在1986年出版的《比较政治分析》中认为，马克思一直思索并实践着的政治理论是：政治的运动是繁荣人类的一项重要条件，在政治时代，尤其如此。

所以，王沪宁认为，政治时代的使命就是：充分运用政治手段来促进人类进步和文明的发展。

通过对世界各个国家、意识形态集团的分析，王沪宁看到世界上大多数政治体系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尽管它们要追求的目的、实现的利益、代表的社会利益迥然不同。“然而，不论为了什么，政治活动都是首要的手段。”

当美国的未来学家站在美国的角度预言“在跃向未来的赛跑中，穷国与富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时，王沪宁指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他认为，如果改成下面这句话就是可能的了：在跃向未来的赛跑中，穷国和富国都不能离开创造性的政治活动。

在当时，王沪宁的许多观点都是新颖的，他大量评价外国最新的、经典的政治学名著，同时自己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大量撰文，对我国的政治制度作对比性的剖析。在这一时期，王沪宁提出了“巨型国家”的概念，对我国的政治制度作理论上的定位。

王沪宁认为，政治时代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巨型国家的出现。在这里，国家的概念是作为政治国家或政治体系的意义加以使用的。政治国家是政治体系的抽象表述，政治体系是政治国家有机组织的概括表述。而整体考查政治体系的作用，政治国家的概念更具有总括性。政治体系的概念适用于对政治国家有机组织的分析和研究。

同时，王沪宁感叹：当代国家的历程是令人惊叹的，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作用是任何其它政治实体无法比拟的。

为了更有趣地说明人类社会的作用，王沪宁引用了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J·林格的一段精彩的描述：

当一个人从早上醒来，国家就开始影响他一天的生活。唤醒他的报时收音机，受到许多制造与销售条例的制约。这里面的音乐是电台播送的，而电台只有领到政府的执照才能营业。起床以后，他洗漱用的水受到政府控制，牙膏生产也得经政府批准，毛巾也一样，甚至包括其它每一件生活必需品及用品。

如果早餐后抽支烟，又得通过缴纳烟税向政府付款才能取得抽烟的特许权。尔后，他要在属于政府的街道和公路上驾车行驶，通过政府垄断的邮政企业同他人书信往返，读政府发布的有关经济形势的情况和数字。

上面是西方国家的例子，而与西方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人们更是桩桩事、件件事都是国家之事。

通过分析，王沪宁认为，人们习惯于社会生活，所以才在从事每一项活动时并不会那么清晰地感觉到国家的存在。一般只在发生矛盾、冲突和不顺利时，只有当人们需要求助于国家、政府和法律时，人们才会感觉到国家这种力量在决定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才会想到国家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王沪宁分析道：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所走的道路是迥然不同的，但也同样形成了“巨型国家”。在这里，造成“巨型国家”的原因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的矛盾的基本认识有关。

对于国家的机构增长这个问题，王沪宁大胆地认为：并非所有的机构增长都应受到指责。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日益扩大，社会化的程度日益加深、日益扩大，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管理日益有效、日益迅速，物质生产活动要求上层建筑的能力日益灵活、日益有力，社会组织功能的扩大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是一种趋势，历史和现实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王沪宁说，关键的问题在于怎样使国家活动能够合理展开，而不一定最少就是最好。当今政治时代的政治体系拥有的能力和主权是任何时代的政治体系所无法比拟的，它把握着人类生存的杠杆。 

04 王沪宁的理论贡献

王沪宁把政治学当做一个巨大的复合体，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发现“国家”、“政治”、“社会”等等这些概念的本质现象及存在的原因、改进的手段。当然，政治学毕竟不是药方，尽管它不时起到“预防”和“治疗”的作用，而在“保健功能”这一点上，政治学的威力最大。

王沪宁虽然一开始并没有影响中央决策层的意向，但“理论介入”的冲动却是一直就有的，否则的话，做学问也就毫无意义古代的隐土们以“隐”标榜，其实是一种最大的出世。姑且不论许多人以“隐”诱惑当权者招贤纳士，就是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以及“心远地自偏”的陶渊明，也都在老年挣扎过想继续从政，一展宏图。他们的这些努力，要么被崇拜诗人的后人故意掩盖不提，要么就被一些狭隘的人指责为“晚节不保”，这一点实在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局限。

王沪宁是新中国的学者，改革开放的风潮对他治国安邦之心不是没有过激励。试想，血气方刚的青年谁不渴望为国出力呢？

在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不久，我国的面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国家发展模式上，邓小平同志表示他对新加坡模式的欣赏。在这时，年轻有为的王沪宁便随即写出了一份洋洋洒洒近万字的报告，从各种发展模式的论证中，引出我国改革开放需要借助于多种模式，但最终落实到国家权威、国家文化、国家物质实力等综合情况上。在这时，海外有传媒说王沪宁在大陆搞“新权威主义理论”，这其实是一种无知。不过，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倒是有一点受到了王沪宁理论的启发。

05 闪电进京

1995年王沪宁被调进京是始料未及的，王沪宁自己也说实在没有想到”。但是，他进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又是顺理成章的事。

王沪宁的政治学著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能够深入浅出地讲明一些比较重要的理论观点，让一般的读者都能看懂。同时，他还注重自己理论的实用性，可以说，他的每篇文章，每部著作（包括译著）都不是毫无目标，而是针对我国当前存在的问题或需要借鉴的理论。

调王沪宁进京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他的理论不仅得到一些领导的重视，而且从一开始就受到汪道涵等老一辈知识分子领导的器重，汪老对上海社会科学界一直比较关注，并且有许多理论界的朋友，王沪宁可以算是他的“忘年之交曾庆红对王沪宁自然是费许有加。

……

说真的，王沪宁之所以能够进京，是因为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需要借鉴他的理论。比如他曾经在一些文中反复强调“一定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一定的历史一一社会——文化条件”，“不能移花接木，也不能搞拔苗助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能全盘西化，要保持稳定”）。在民主政治方面，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超过我国现阶段的条件”，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轴来发展民主政治，也只有这样，发展民主政治才是有效的”。

这些理论的意义，我们甚至可以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的决议中见到他的影子。同时，王沪宁通过对我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研究认为：“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政治，必须有统一和稳定的政治领导”，“以党内民主带动和推进金社会的民主”，这些有力有理的论述为我党的政治改革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06 改革与稳定是王沪宁的研究核心

王沪宁根据政治学原理研究，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改革与稳定必须统一，他的这一主张印证了我党的一贯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而王沪宁进一步的研究也为党的事业的今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参考。

1995年，王沪宁调入北京不久，他在中央政策研究室接受的第一件任务是参与起草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文件。

1995年，是我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已经成熟的一年，这年十四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它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另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标志着我党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大会召开之前，全国人民都知道这次五中全会将要面对和解决一系列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王沪宁是“十二大关系”的起草人之一。这篇报告中的第一大关系是“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第二大关系是“速度和效应的关系”。

勿庸置疑，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任何一个时代的理论也必须有自己的特色。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突出强调的是“速度”，小平同志的“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点”的指示对我国沿海开放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当时，极力提倡稳定的是陈云同志，陈云同志是我党搞计划经济的元老，他在我国建国之初，根据我党、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情况制订了一系列有效的计划经济方案，为我国当时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陈云老人并没有坚持自己的“计划”观点，相反，他凭着自己几十年的革命经验和经济学方面的渊博的知识，同样提倡在我国推行市场经济。但不同的是，这位一直信守“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老革命家，既能看到改革发展的需要，又能把新旧的理论贯穿在一起。有人曾经打过一个有趣的比喻，说邓小平和陈云两位老人是配合最为默契的搭档，他们一个踩油门，一个把离合管刹车，把中国这辆改革开放的大车开得又快又稳。

所以，有人说:“当我们回过头去重新审视王沪宁的理论，我们才发现王沪宇目光之敏锐，角度之恰当，抓核心抓得那么有见地。从80年代中后期的王沪宁的理论研究，我们发现就是在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发展’与陈云同志的‘稳定’、‘效益’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真正做到了在政治和社会。

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真正实现国家的进步和振兴。”